世人大多在“月亮”与“六便士”之间纠结，而身为作家、画家的冯骥才，早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我们既能低头捡起“六便士”，也能抬头望向“月亮”。
冯骥才在散文中回忆，他从一开始就把“用于谋生的画作”和“热爱的绘画艺术”清浊分流——一边认真每天画上百个草帽、书签赚钱糊口，不敷衍也不抱怨；一边坚守对艺术的追求，哪怕偶尔放弃赚钱的活计，也要守住心底的向往。
这份在现实与理想间的清醒与坚定，让人不禁心生敬意。
我们的生活里，也总有这样“月亮与六便士”式的选择：有不得不做的事，为了责任、为了生计；也有藏在心底的纯粹，可能是一个爱好、一个梦想、一种不愿放弃的坚持。
冯骥才努力做到两者兼顾：哪怕画着千篇一律的商业画，哪怕父亲不理解，他也没丢掉创作的冲动和对艺术的追求。
今天，小编想和你分享 冯骥才的《鬻画》。 生活的通透，在于能分清“该做的事”和“想做的事”。 该做的事，踏实去做，因为它是生活的支柱；想做的事，用心守护，因为它是我们精神的家园。这一份人生哲学，或许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践行与体会。
展开剩余90%鬻画
选自《清流：五大道生活》
作者冯骥才
01
我在1962至1963年间加入了书画社，原以为开始了一种既能画画又有收入的挺滋润的生活，实际上不是。本质地说，我从这一步才是真正地走进了社会，从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走进了很实际的生活，就像从平静的陆地纵入大海。
任何行业都有高端和底层，我到了底层。我不是画家，甚至算不上是一个画画的，没有人会要我的画。我只是做一些与画相关的加工性的赚钱糊口的活计。比如纸扇、竹帘画、书签、灯片、茶叶盒、廉价的绢镜心、鼻烟壶、玻璃画……几乎是人家要什么我画什么，甚至有什么活就干什么。要一枝花就画一枝花，要几竿竹就画几竿竹。当时的中国不是商业社会，即使在荣宝斋艺林阁，张大千和齐白石的条幅也仅仅是百元一幅，而这种上百元一幅的画往往在店里放上几年也没人买。我们画的小书签最多只能几分钱了，主要还是“出口”卖到香港。那时香港还在英国人手里。
再有，我们这种画的活计不多，需要四处去找，有了业务，由严老师分。严老师自己不画，他给我们师兄弟的画面上题字，他的楷书写得好，题字很像样，他提取题字费。可是书画社刚成立，活不多，逢到缺风少雨的时候就有什么干什么了。我们是计件干活的，比方画草帽，这可是很苦的活儿。草帽是出口非洲的，价钱低廉，加工费就更低，每天每人至少画一百个。而且草帽是用草辫编的，凹凸不平，在上边很难画，况且用的是油画笔和粘稠的油漆，这些工具材料过去从未用过。不干活没钱，人总要赚钱吃饭，不能饿着，为了生活必须干。这样，我们天天骑车到老城北的一个草帽厂，从早干到晚。车间很大，草帽堆成山，草帽怕火，冬天不能用炉子，只能身上裹一条破毯子。手太冷，戴手套不能画，便剪去半截手套，手掌还行，手指冻僵，常常捏不住笔。夏天里更难受，车间里热如蒸笼，浓烈的油漆的气息灌满肺里。我天生大大咧咧干活粗粗拉拉，总是弄得两条腿全是彩漆，每天下班都要用棉纱和煤油洗腿，引得同昭大笑，说我是“迷彩腿”。
书画社干的活虽是“画”，但与绘画艺术无关。比如画书签，要先画样子，若被买家选中，一个样子画一百张，有时二百张。可是每一张都必须与样子相同，像印刷的那样。我可受不了这种千篇一律的束缚，画着画着不经意就变了。原来停在岸边的小船，忽然跑到江心；原先在绝壁上是一些松树，叫我兴之所至，变成一块烟云。这样一来，整体看上去就有点乱七八糟，买主不高兴，常常退回来叫我重画。
冯骥才
02
我最感兴趣的是跑到睦南道，与同昭一起画书签。在光线通明的客厅里，我们守着一张小方桌面对面坐着。我画山她画水，她画花我配竹。她喜欢画花鸟书签，花鸟书签也更讨人喜欢，但我们没学过专业的花鸟，严先生就叫我们到天津美术学院的溥佐先生和张其翼先生那里去学花鸟。二位先生平日在美院上课，周日在家教画授徒。
溥先生是宣统的堂弟，旗人。他的兄弟溥松窗、溥雪斋、溥心畬都是当代国画大家。我很喜欢溥松窗的画。他有时在溥先生家一边喝酒，一边作画，一边说笑，下巴满是胡茬，样子很迷人。溥先生胖胖的，下巴也是密密的胡茬，圆圆的脸上总挂着微笑，说话声音浑厚，是一位待人和善的可亲的长者。他的骏马、竹兰、花鸟都画如其人，厚重而有浓郁的韵致。张其翼宗法北宋工笔花鸟，讲究线条，流畅柔韧，功力极深。同昭说张先生勾线时腕子下边像装了一个万向轮，纵横捭阖，宛转自如，显示一种无比的自信。看他勾线是一种享受，此后我再没见过第二个人有这样深到的功夫。他擅长禽鸟和猿猴，影响遍及当时的画坛。这二位老师都是北京人，被请到天津做教授，住在天津美院后面地纬路的教师宿舍里，孙其峰先生也住在那里。我们师兄师妹来上课时先到溥先生家，然后“转战”到张先生家。
那时，先生们虽是名家，却并不富裕。溥先生也画书签，但与我们书画社无关，他直接给北京琉璃厂的荣宝斋画，书签较大，周边有一圈压凸的图案，显得讲究。每一片两角钱；溥先生把书签当做小品画，无论竹枝兰草，折枝花卉，虽然寥寥数笔，却十分漂亮，叫人爱不释手。先生画好后，亲自去一趟北京荣宝斋“交活”，然后带两样东西回来。一是一大包袱宣武门的热气腾腾的肉包子，溥先生的孩子多，每次都坐在屋里，等他挎着这一包袱肉包子回来；二是溥先生喜爱玩老墨，荣宝斋专营书画和文房用具，倘有好墨，溥先生必要买回来两块。若是碰巧我们去，便拿出来炫耀一番。这引起了我对收藏古墨的兴趣。
03
溥、张二位先生与严先生不同，他们都是画坛中坚，教课之外不断拿出新作参加各种画展，并且要到各地交流、写生。写生是和创作连在一起的。有时，溥先生带着我们去公园上花卉的写生课。还有一次拉上我和另外两个师兄弟去泰山写生。
记得那次爬十八盘，爬到一半，看到道边一间古屋，外悬一匾，曰“对松亭”，不知为什么，写着“亭”却是一间屋子。进了亭内，雪白照眼，原来刚刚粉刷过。溥先生忽然画兴大发，大声呼叫我们“笔墨伺候”！声音里充满兴奋。跟着挥毫便画，很快在粉壁上画了一幅水墨山水，长松大壑，极有气势，显然受到了一路而来岱宗山水豪迈雄奇的感染。他叫我们师兄弟也画，我们各画各的，很快把四壁全画满了。我还即兴在粉壁上题写了一首诗：
已克十万八千阶，
天门犹在半天中，
好汉不做回步计，
直上苍穹索清风。
我向溥先生解释，这诗中的“清风”二字，来自李白的《游泰山六首》中“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
溥先生笑道：“诗不错，字还得练。”
大家尽了兴，继续登山。
那次登泰山受益很大。泰山多石，层层叠叠，雄阔刚健，与我们平日学习的马远、夏圭的画法很接近。我回来马上把一些写生稿画成画。在山上我还受到一个特别的影响——便是挑山工。过去我从未见过挑山工。他们肩挑百斤，默然不语，日登千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坚忍的精神触动了我。那时我没有写作，但他们的影子一直在我心里，我把他们写出来是二十年以后的事。我可以说，挑山工对我的影响是一辈子的事。我已不知我画过多少次挑山工。我每遇难事，身上就会生出一种自我的挑山工的感觉。
由泰山返回天津不久，听说泰山管委会派人找美术学院来了，为的是我们在十八盘对松亭里乱画，把人家刚粉刷好的墙壁全涂了鸦。为此，美院对溥先生做了批评。我很奇怪，美院怎么知道在对松堂墙上作画的是溥先生呢？一位师兄弟说，溥先生谁不知道，再说溥先生在画上的题款把自己的大名都写上去了。大家都笑了，笑他那天的所做所为，笑他挥笔作画时的神态，笑他的忘乎所以。我却认为这才是艺术家。
04
从1962年至1974年我一直在书画社工作，没上过一天班，天天画那种加工性质的画。这种活价钱很低，也不要求画得多好，三笔两笔有模有样就行，为了多画多收入，谁也没把它真正当做画来画，而且加工的活很杂，有的活过去没干过，比方内画鼻烟壶、玻璃画等等，全要边学边画，还要画得像样。这里边已经没有艺术，一直干下去就是画匠了。我的心里很清楚，我必须把自己想画的画，与这些为赚钱吃饭干的活清清楚楚地分开——
一方面就是努力做好书画社的事，不管干什么活，都要干好。有时需要到外地交货，我都会争着去。一度我还为书画社跑了多年的业务，我做得很卖力气，因为它虽然不是我所热爱的艺术的一部分，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给父母的钱、自己生活使用的钱、买笔墨和买书的钱，都要从自己的双手里赚出来。何况我和同昭都要吃这碗饭。
另一方面便是我热爱的艺术了，这是什么也不能相比的，是我要致力于求索和心驰神往的事情。我不会为了口袋多一些钱而把它放在一边，反而为了它，我放弃了许许多多有钱可赚的活计。父亲不理解我，以他的经商思维，不明白我为什么有钱不赚。这是他不大喜欢我的最深的根由。他不大喜欢我是因为不理解我。
这样，从一开始，我就把两件事完全分开，清浊分流；一是为谋生而画，一是我热爱的艺术。
05
我的青年时代是野蛮生长的时代。其实大多数年轻人都是这样，生活太广阔，理想又太遥远，人生没有通往理想的路，不知往哪里走可以接近它，更不知能否实现它。而且生活没有导师，别人成功的路你不一定走得通。每人条件不同，一切全凭个人摸索和求索。艺术又无限宽广，我不知道的远大于我所知道的，它们在我四周闪闪发光，我被它们所吸引。我要接近它们，探寻它们，便难免东走一步，西走一步，不知哪一步走近了它们，哪一步离它们更远。反正我不可能原地不动。然而后来我才知道，艺术不怕你走多少弯路，只要是我们真热爱它们，最终哪一样都不会失去，最终都会汇集到我们身上，化为我们深厚的积淀和谁也拿不走的财富。这些人生的道理都是以后要再探讨的了。
来源丨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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